,或是叫做“不典型”,或称之为“怪胎”;所以在提问时,也总是问中国(在这里我们是以中国为例)为什么“没有”或“未能”这样那样;在发展的形式上也是以外在的标尺或模式来衡量。可以说,我们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比附”而来的。[5]
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提问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或“不能”怎样,而很少考虑到这样提问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为什么未能自行走入资本主义”?这和我们常说的“正面观察”是很不一样的,或许可称之为“反向提问”。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类提问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很容易导向错误的结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当我们问为何“没有”或是“未能”之时,无意中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对应的比较物,这就是那个“有”或“能”,一个“成功”的先例。这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欧洲的历史。这样我们就不是“在中国发现历史”,[6] 而仍不免于堕入“欧洲中心论”的巢臼。因此有学者指出∶“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7] 另有学者则直接提出“反面问题”提问之不当。认为这种做法在某些有限的提问或测试性的假设上可能是有用的,却无助于了解该社会的特质;因而主张“从中国本身的角度,而非作为西方经验的反面事例来分析”中国。[8]
中国和西欧在“工业化”上的不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为进行比较,一些学者回过头来,追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历史,并“发现”和挑出若干“导向”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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