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清政府的不合作态度，给外国殖民者架设电线以相当大的阻碍。但社会发展趋势使清廷自身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能不面对现实。1870年已经转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就改变了5年前的态度，提议说：“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如能禁使弗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予以辛工，责以教造，彼分其利，而我握其权，庶于海疆公事无所窒碍。若听其自作，责遇有机密事务，彼一、二日而达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将一切机宜为之束手矣。”[12]这是从*机密角度考虑，还没有从商业运营需要出发，显示不出有多少迫切感。1874年“海防议起”，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装起送，又三日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矣。”认为“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13]1877年1月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朝廷，提议在台湾设立电报局，建议朝廷早下决心。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丁日昌的建议，认为“铁路电线二者互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丁日昌到台后迭次函称：“该处路远口多，防不胜防，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洵笃论也。”[14]丁日昌同时制定出具体的架设方案，5月获得朝廷的批复。于是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架设，长达95公里，设有3处报房的台湾电报事业出笼了。李鸿章支持丁日昌架设台湾电报线路的同时，也在自己辖区范围之内，着手架设大沽至天津的短途电报线路。获得初步成功之后，李鸿章决心在更大的范围之内铺设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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