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洋务事业一样，近代电报事业一开始也受到列强的觊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沙俄、英国、美国都先后提出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电讯事业的要求。当时，清廷担心损害天朝威严与权力，“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10]，采取一概拒绝的态度。这一方面说明清廷有着顽固的惰性心理，不思进取，没有顺应时势，主动架设的积极对应姿态；另一方面也表明：清廷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于同列强打交道怀有恐惧心理。本国百姓与洋人的冲突还没有发生，朝廷大员已经为可能发生的纠纷案件忧心忡忡，遂索性断然拒绝外国人的铺设电线要求。江西巡抚沈葆桢在1865年上书朝廷的公文中说得明白：“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掣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诡言，以骇视听。”[11]沈葆桢素以通达洋务有名于时，然而他的认识程度如此之低，其他朝廷官吏就更加无法企望。1865年上海地方官暗地里唆使百姓拔除了利富洋行在浦东建造的二百余根电线杆。这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在书面抗议受到列强的蔑视，口头警告遭到漠视的情况下，清政府的官员们只能采取非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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