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如此谨慎与其说是维护主权，还不如说是迫于国内的保守派的阻力。1887年，美国辛迪加（其中主要成员为旗昌洋行）拟提出一个详尽的铁路计划，设立所谓“华美银行”，声称以极低的利息（4 ％）对华提供贷款8000万两，但须以“极广泛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条件之一就是贷款如果用以修建铁路，则“银行可以成为铁路的共同所有者。”（注：《北华捷报》1887年8月12日。）即使这样，李鸿章也很感兴趣，并特派马良赴美向银行家借款。此事在国内传开后，朝议大哗，群矢集于李鸿章，说他私与外国银行议定草约，“假如此议一行，则国家利权寄于洋人，其害有甚于开铁路者。”（注：《洋务运动》（二），第256页。）此议遂止，李鸿章也“病不见客”。

这与时人对外债的排拒有关。这种排拒主要表现为对偿还的担忧，进而担忧由担保而引起的主权问题，这是近代中国经济观念落后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综合结果。张之洞在军需外债、厂矿外债方面十分开放，但在铁路外债上却与甲午后判若两人。80年代末，他主张依靠每年筹集200万两修建需耗资3000万两的芦汉路， 对总理衙门他提出了具体却很幼稚的方案，并说“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卷173第19页。 ）甲午战败使他感触到铁路的功用：“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这种紧迫感使他放弃以前愚公移山式的筹款计划，而成为借债筑路的吁请者。其铁路外债观的核心有二：第一，把自强、求富寄望于外资的充实。张之洞曾为自己举借辩护说，修芦汉铁路这样长途干线，“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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