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指定“日后所收之利，陆续归还”（注：《李文忠公全书》，奏议，卷39。）在抵押问题上，表面上与马建忠有类似之处，但事实上他主要是出于避免*风险的考虑。因为70年代以后列强觊ｙú＠②中国铁路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李鸿章对举债的后果有所警觉，他仍倾向于筑路资金主要依靠国内。1881年在致黎庶昌信中，他虽承认借资筑路为可行之法，但却疑虑重重，“此在西国为常有之事，惟授柄外人，中国向务谨慎，决不敢掷其孤注。且成本既巨，非行之三四十年，不能偿清本利，为期稍久。设届时照约收回，有不如志，关系非轻，是此暂难办到。”（注：《庸阉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在上文提到的奏折中， 也似乎没有下决心去借债筑路，反而有拒外资于门外之意。1882年3月， 李鸿章在致奕＠③函中同样流露出这样的看法：“鸿章所举宜慎者三端，固关系紧要之件，也实夫洋人最重借款，有此三端，必多顾望。深虑时势有所窒碍，而徐议以免后悔，适与钧ｚｈǐ＠④相合也。”因此，他此时提出举债构想的前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惟是事端宏大，经始之初，宜审之又审，俾日后勿滋流弊，始足资程式而行久远。”（注：《李文忠公全书》，奏议，卷39。）至于大规模借债筑路，“今尚非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5页。）
尽管守旧派抵制筑路，更反对借债筑路，清政府态度暧昧，李鸿章并没有等上“数十年”即开始借债筑路的尝试。1887年，向英国怡和洋行、德国华泰银行借15万镑（约107.6万两，其中怡和洋行63.7万两，华泰银行43.9万两，年息五厘），修筑津沽铁路。1888年工竣，总造价为130余万两，其中外债占82.7％， 它系中国第一条以外债为主建成的铁路。津沽铁路借款的偿还也没有依靠关税，而是单纯的信用担保，以铁路收益偿还。这笔外债从总体上讲是纯粹的商业信贷往来，借款合同中除规定债票需要加盖驻英使臣关防、铁路建设的材料由英德进口外，并无其他苛刻条件。怡和洋行经理盖西克也承认他们“只能以汇兑上得到一些好处。”（注：勒费窝：《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怡和洋行只在伦敦“私卖小票”，而非正式发行债券。第二年五月，怡和洋行欲仿行“官票招股”，使债票公债化。李鸿章以此与“原意不符，且于铁路公司窒碍”为由加以拒绝。（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此次虽为良好的开端，却没有发展下去。 怡和洋行相信“这笔交易在其他方面极有价值”，“肯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中国铁路建设高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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