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张之洞、盛宣怀为办江西萍乡煤矿，向德商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惟向来借用洋款，必须给以办矿事权， 并须分得矿中之余利。此次盛宣怀议明萍矿仍归自办，仅给借款息七厘。彼既无办矿之权，又无余利可得，不得不照商例切实保借，因将招商局全局各项产业以为作保之据，当经议定借款合同，分别咨呈总理衙门、路矿总局核准在案。”但清政府提出异议，其一，“因萍乡一隅之矿，辄以招商局各产作抵，殊属有碍大局。”这有些牵强附会。其二，“抵押与作保有钷区别？设将来借款本利万一无着，洋商能否将全局占据管理？”张之洞的答复是“抵押则产业已属他人，作保则产业现仍在我，现在不过由招商局作保，设将来借款本利无着，应先将所借礼和四百万马克购办之煤矿机器、铁路等物以及该煤矿公司自己股本五十万所办之矿产各物，尽其所有，以归借款，必不至将招商局保产作抵。如煤矿公司各物不敷还款，再由保人如数补足赔还了事。如保人不能将欠款赔补，始将合同内所指作保之产变价补足。此作保不能遽抵之明证。”（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40卷，第3页。）这段话说明张之洞对担保一开始就有较明确的认识，但对抵押只是担保的一种形式却没有清楚的辩明。借款须担保在他们看来应有金融上的信用意义，这种信用必须是实物形式，而抵押就是一种实物的信用方式。随着外债规模的扩大，在抵押品缺乏的情况下，利用外资所办实业的经营权自然也就当作实物担保出去。晚清借款筑路充分反映了这方面的症结。

在甲午以前，借债筑路已显雏形。马建忠在借款担保上打破传统理财观的束缚，突出利用外资的互利意义：“中国铁路……所获赢余必甲天下，……试得一精练监工细为勘估，即持所勘估者以示外洋，必可取信，何事国为之保，指关税作偿款而后可哉。”（注：《借债以开铁道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第49页。）但响应者寥寥。在19世纪80年代初，李鸿章虽首倡借债筑路，却自缚手脚地提出所谓“三慎”的借款原则：（1）一切招工、购料与经理铁路事宜， “由我自主，借债人不得过问。”（2）“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并“不准洋人招股”。（ 3）借款与各海关无涉，债款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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