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赋，不若就田匀丁尚易办纳。但恐田有上中下不齐，照亩恐滋弊窦，不若计邑之田地征银若干，通计每征粮一两，应匀丁银若干，以便人人通晓。知县皇甫文聘详准建邑原额五千六百九十六丁外，所存故丁四千六百六十丁，已于前明万历年间匀摊通邑官民田地征输。至天启时，此按户额派之丁，又故绝二百零七丁，照前均摊。二次共摊过人丁四千八百六十七丁，久在官民田地征输。实现男子五千四百八十九丁，历经编审，止循旧例。是原编人丁半匀在田，自明至今编算已经成例。前半之丁业就田匀，后半之丁又照银派，则一县之丁，两样摊派。且今征田上之银，即有原摊田上之丁，丁照银匀，丁上匀丁，似非画一之法。不若将现在人丁五千四百八十九丁，并妇女八千四百三十四口，及不成丁二千六百五十九丁，一并匀入通邑民田派征。计每民田一亩共匀丁银九厘九毫（余），通共民田一亩应带征匀丁银九分二厘四毫（余），一切光丁尽数豁免。……此就建邑丁口而言，就粮匀丁似不若就田匀丁，更画一而无弊也。[22]
建宁县实行按田亩匀丁银之后，同样也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据称“诸凡差徭名目悉行革除，总归民田内一项征解，是贡、役、赋合而为一，简便矣。虽妇人孺子皆知收租交粮，无田者脱然无追呼之累，虽百世行之可也”[23]。可见“摊丁入地”的实施，因地制宜的地区性差异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福建省的“摊丁入地”始于雍正元、二年，而最终完成于乾隆十二年，其间经历了20余年。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福建省施行“摊丁入地”的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也说明清代前期福建混乱不均的赋役，借雍正、乾隆之际推行“摊丁入地”的机会，才得到比较彻底的整顿。从此之后，官吏对民间的赋税加派虽然也以其他的形式时有出现，但是清代前期那种屡屡出现以当役破家逃亡的现象。确已比较罕见。民国《连江县志》载云：“雍正二年巡抚黄国材又以死亡赔累民不胜苦，议以丁粮归田，每两匀银一钱七分有奇。乾、嘉以后只有修理战船一款，每年各地保按户醵钱数十文不等。而每遇上官巡界至邑，派夫除道，兵差往来亦派夫接应，或数年一役、数十年一役，不常有也。”[24]这一记载，大体可以反映当时福建省的一般情况。
注释：
[1]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郭松义：《论“摊丁入地”》，分载《清史论丛》第1、3辑，中华书局1979、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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