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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赋”肇始于清入关之初，当时系针对明季“三饷加派”而言。李霨所撰《范文程传》记云：“（文程）招集诸曹胥吏，收其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征求新册，公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其可更求？”［（６）］范文程力主以万历旧额为征赋依据，即豁除“三饷加派”。迨至顺治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明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７）］当年十月世祖即位诏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８）］。按万历末三次加派辽饷，亩增银９厘，共５２０万两；天启、崇祯间又一再加派剿饷、练饷，是为“三饷”；总计每年增赋一千六七百万两。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９省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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