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一原故，顺治十四年命编《赋役全书》时谕称：“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１２）］，其“万历年间”，实指万历四十八年，这可举该谕旨中“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１３）］为证。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重修的《简明赋役全书》虽将顺治以来新增户口、田土增入，并删去丝秒以下尾数，但书成以后，“以九卿议旧书行之已久，新书停其颁发”［（１４）］。据此，顺治十四年修纂的《赋役全书》所载万历四十八年“钱粮则例”及地丁原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后虽因户口、垦田增加而地丁总额逐渐上升，但就全国每年丁粮田赋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力求恢复万历旧额的问题［（１５）］。

至康熙五十一年谕定丁银总额，是“不加赋”的重要举措。此谕命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１６）］。五十二年《恩诏》重申此谕，并首揭“续生人丁，永不加赋”［（１７）］。雍正初进一步将丁银额数摊入地亩。自是，清代地丁合二为一，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田赋。

康熙的“永不加赋”虽专指丁银而言，但在逻辑上，很容易推出地亩尽管不断增垦而田赋亦当勒为定额的结论。大学士朱轼在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奏陈地刑政事折”中即明言：“夫地丁二项本属一例，从前圣祖仁皇帝念生齿繁盛，特命编审之年，但查人丁、户口之数，不必加增丁银，着为定例。则民间田地正赋，既有定额，何用苛求？”［（１８）］。朱轼此奏是针对雍正年间四川清丈滋扰及广西。河南报垦田地不实而发，他认为清丈、报垦之弊在于使小民增赋。新登极的乾隆完全接受了自己恩师的建议，立即谕禁虚报开垦，谕称：“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１９）］。廷臣遵旨将此谕之精神议定为“条例”，该例全文是：“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之事，永行停止；违者，以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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