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永行停止清丈、抑勒报垦，其时万历末旧额业已恢复，终清之世，田赋总额仅略有上升而已。第二，除通常理解的未新开税种，加征加派之外，“不加赋”应包涵两重意义：其一，丁银总额固定，田赋总额则大体视万历末旧额而略有加增，并不随实际耕地面积的扩大而相应增长；其二，田赋科则，即税率稳定不变。纳赋田亩数大体稳定和税率不变，构成了“不加赋”的实质性内容。在一二百年间，政府每年所征地丁银稳定在３０００万两上下，则证明“不加赋”就政府而言，确是坚持贯彻下来了。据此而论定清帝世守“永不加赋”为大训，甚且说古今中外未有如清朝之赋轻者，亦不为过。然而，在实际上清朝确又存在税重民贫的严酷事实，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对清政府的财政经制作一评析。
所谓“经制”，系指国家每年常规的财政收支均有大致固定的额度。不管社会经济状况如何变化，皆不得突破这一框架。雍正说的“赋有常经”［（２６）］，乾隆时时挂在嘴边的“国家经费有常”［（２７）］，都讲这个意思。嘉庆初程含章在《论理财书》中所说“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２８）］更言简意赅地揭示出财政经制的内涵。
清朝每年常规的财政收支，在太平军兴前，以地丁、盐课、关税为最大的三项收入，岁出则恒以兵饷、百官俸廉为大宗。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各项经费总计四千数百余万两，岁出各项经费三千数百万余两。此后近百年间，一直大体恪守这一收支格局。正如《清史稿·食货志》概括的：“自是至道光之际，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及历次事例之开、盐商等报效、修河工料之摊征，凡为不时之入供不时之出者，为数均巨，然例定之岁入岁出仍守乾隆之旧”［（２９）］。
决定这种僵化的财政经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则是岁入中举足轻重的地丁银数被“不加赋”所限制而相对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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