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的急剧上涨已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使“官吏庶民俱汲汲以患不足”［（３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对僵化的财政经制加以调整呢？桂芳解释说：“取民之制，如赋税之入，不能以其币轻而益之。结果只能是“国帑岁下，虽循常则而有司竭蹶，则必他有侵冒以为取偿，而如河工料价、军需口粮之属已多溢于例矣”［（３８）］。看来，一切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赋税之入”有常。在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前提下，必欲维持例定岁入岁出，只能彻底锢死调节经济的财政杠杆。

下面先来探讨桂芳所言“虽循常则而有司竭蹶，则必他有侵冒以为取偿”这一层意思。

清承明制，内外文武官员俸禄极其微薄。雍正初对固有给薪给制度进行改革，地方文职官员除俸银外，加给养廉，其数额较之原俸高出十数倍、数十倍乃至百数十倍。不过，从往昔私征耗羡到明发养廉，就总额而论，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许多。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及地方大吏的孙嘉淦说养廉尚不及火耗之“少半”［（３９）］，长期主管中央财政的钱陈群亦说火耗“倍之”养廉［（４０）］，确属实情。加以初定养廉时，“两司以上之养廉，不无稍厚，而州县以下，未免犹薄，剧如江浙，瘠如川黔，虽多寡悬殊，其不足于用则一”［（４１）］。是以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４２）］。

在风气淳朴、物价较低的雍乾之际尚且如此，至乾隆中期以后及嘉道年间百物翔贵、风尚奢靡之时，则大臣官吏之困窘竭蹶更可想而知。按道理讲，清廷本应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相应提高廉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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