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至80年代，随着洋务官商企业的创办，一批新的官商应运而生。他们在企业有着相似的官商身份，继而产生相似的人格特点，他们应是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动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与新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他们不同于古代官商的根本之处。在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运动中，他们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人格的双重性，使他们无法最终摆脱官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羁绊，除个别人物外，官商始终难以成为推动变革的新兴社会力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后来脱离官商队伍，有的人失去了官僚的庇护，但在中国“官本位”的*和思想体制下，官商这一群体一直相延不绝。

　　这里附带说明的是，“官商”与“官僚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史学界通用的“官僚资产阶级”，指社会中一个有着特定*、经济地位的社会集团。他们与国家政权结合，与外国资本主义及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垄断性、买办性是他们的基本特性。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只有到20世纪30至40年代，这个既操纵国家政权又操纵国家主要经济命脉的官僚资产阶级才真正产生。官商则是一定经济体制所造就的社会群体，他们并不直接操纵政权，而是一定官势力的代表，单靠他们自身并不能形成对经济的垄断。后期盛宣怀等人由官僚而兼投资者，似乎具有官僚资本家特征，但个别人物并不能构成一个社会集团，他是20世纪初年由官商逐渐向官僚资本家转化中的人物。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时期是否出现官僚资产阶级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原因之一即在“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难以全部涵盖当时事实上已出现的“官商”。

　　此外，投资于官商企业的那一部分私人资本是否已转化为民族资本，与此相应的是那些投资者是否转变为民族资本家？对此本人尚有疑义。所谓民族资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一种独特的资本形态，相对独立性是它的最基本特征，即相对独立于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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