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兴起和清中央集权的削弱是官商体制出现的契机。这是因为：第一，洋务派之不同于封建顽固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变局”，主张通过引进机器技术以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第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汉族地主官僚力量崛起，他们掌握地方*、军事、财政大权，对清政府的政策拥有了极大的发言权，因而有可能倡导并建立了一批官营近代军工企业，从而使传统*体制在适应近代经济变迁要求方面跨进了一步。

　　事实上，洋务派民用企业官商体制的确立，是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和酝酿过程的。他们说：“夫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中国官与商分，商之势单，故日趋贫弱。外国以商养兵，取资于邻国，故其力厚；中国以农养兵，取资于本国，故其力薄。”(《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67页。)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洋务派已认识到西方的富强，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故而得出“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办”的结论。第二，他们看到西方国家组织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但由于对西方知识的匮乏，因而只能从中国传统官商关系的角度将二者关系解释为“官与商合”。

　　“官与商合”，实质为一种官商结合的经济体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清代制瓷业就有“官搭民烧”制度，冶矿业也有招商承办、官为监督的情况。就是历代由官府一手经办的漕运业中，清代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官督商承”试验；而鸦片战争前广州的十三行，则又是一种受官府委派并向官府负责的官商。古代的官商体制，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制度的产物，它既有专制*对民间工商业利用的一面，又反映了专制制度对民间工商业的抑制和控制。因此官商虽为经济体制，但作用却是*的，即维护王朝统治体系的稳定。洋务派以“古已有之”的思维定势出发，把西方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简单地概括成“官与商合”，显然是一种曲解，然而这却成为洋务官商体制出现的思想认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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