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封建官府为了求取人丁溢额，不顾百姓赔累，拼命多审多编；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富家豪族沆瀣一气，大搞隐漏诡挂，放富差贫。因此，所谓编审“溢额”、不过就是要那些中下层群众更多地“包赔”和“代纳”丁银，至于少数豪家大族，他们不但并无损失，而且往往因此而大得其利。

       但是在清代，这种因编征丁银而引起的矛盾，实际上还在不断地深化着。我们知道，自康熙平定三藩以后，随着全国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息，清代的社会经济也迅速得到发展，然与此同时，地主阶级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在封建国家的纵容和支持下l疯狂兼并土地，肆意扩大财富，使大批自耕农民及部分中小地主失去生产手段，沦为佃农或其它无依靠者。愈来愈多的贫苦“光丁”，往往连自身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封建国家又不因此放松对他们征收丁银，甚至把主要负担落在他们的头上。这种舍富就贫的做法，当然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山东济宁州，在康熙中期，原编人丁二万六千六百余丁，“内有地之丁不及一万”，“无地之丁乃至一万六千有奇”，“其中故绝逃亡老病孤贫之丁及虚丁、朋丁，又“不啻数千”。因此，尽管封建国家“催征”、“敲扑”不遗余力，也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以致有“官民交受其累”的叹息③。“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的江淮地区，少数“富民”“坐拥一县之田，役农民，尽地利，而安其食租衣税”，却只负担十分之一的丁银，剩下的十分之九，除了那些“非在官则士夫”和“逐末者”以外，主要也都由“农夫之无田者”承担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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