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议论或注意丁银问题的，差不多都是任职州县的一般地方官员，或者是较知下情的文人土大夫。原因很简单，这些人本来就在基层，编审户丁和催征丁银往往就是他们的职责，朝廷的有关考成规定，主要也是针对他们的。因此，对于丁银难征的情况，他们体会最深，其中有的官员还因此受过斥责或丢过官。有个叫曾王孙的，写了一篇叫《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状》，他考察了沔县(今勉县)附近有些州县自明末以来实行丁随粮行的情况，又针对当时沔县丁粮的严重不均，力陈实行丁随粮行。他认为“舍粮编丁，可以意为增减，若一概从粮起丁，则买田者粮增而丁亦增，卖田者粮去而丁亦去，永绝包赔之苦”，这是最大的好处；其次，“就丁论丁，弊端百出，若照粮编丁，则岁有定额，富者无所庸其力，贫者适得其常，一清吏胥之弊”；最后，“丁与粮分，则无粮之丁无所恋而轻去其乡，丁随粮行，则丁皆有土，有所籍而不致流亡，里甲不累，考成不碍”②。

        还有一个叫盛枫的，也大力鼓吹“摊丁于地”。他认为，在当时田亩尽归富户，贫民“无立锥以自存”的情况下，实行“摊丁入地”是个好办法。他说：以一县“其丁课之数常不及田税三十分之一，又以一县之丁课，均之田税中，常不及五厘。以上农一亩之所获，通丰耗而权之，富民之入，恒不下一石，即于税外稍为溢额，不为大病，而使民尽免一切供输，岂非穷变通之道耶”不仅如此，“对于上格于国课，下迫于考成”的州县官来说，也可以因此解脱不少麻烦和苦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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