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无业光丁”无法忍受封建国家丁银的追比，只好被迫逃亡。雍正元年(1723年)，山东巡抚黄炳在一份奏折中说：“惟查各州县中，往往有田连阡陌而全无一丁者，有家无寸土而承办数丁者，穷民在丰稔之年，已难措办，设遇歉收之岁，更无力输将，此东省之民所以易去其乡而不顾也。”③其实黄炳谈到的情况，早在康熙初期，有的地方巳十分严重。素称富庶的山东黄县，竟因“丁累”而“逃亡过半”。其中有的村社，“逃者十之九”，其余有“逃者十之六、七”、“十之五”，最少也“逃者十之二、三”④。陕西省自雍正元年(1723年)以来，虽曾“比年丰收”，但延安等府，“皆因丁银重累”，“复业者甚少”。他们不但“不得已逃者不敢来归”，甚至连“现在者皆云思去”⑤。

       上述被迫逃亡的贫苦农民，不少人还背井离乡，流向边疆、山区、海岛，因为那些地区，封建势力相对薄弱、清朝政府暂时还无力编审户丁。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多往蒙古以及东北关外等地。据康熙末年估计，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⑥。在云南，“逃丁多归外蕃土司”⑦。他们有的流亡到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的甚至被迫逃亡国外以求取生计。
     明末以来，在江南等一些地区，随着商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新兴城镇不断兴起，人口流动频繁，旧有的那套户丁编审制度，也愈益无法适应了。苏南的“吴中”之地，“土沃民稠”，“户口之册向多虚诡”⑧。浙江嘉兴府，“地狭民稠，居址无定，房多赁借，人多雇倩，负贩之子家无立锥，百工率处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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