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教会纵容，肆意要挟。“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一旦有事，则教士……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以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山东巡抚李秉衡片》，《档案》上册，第6页。>“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山东巡抚毓贤片》，《档案》上册，第24页。>。 

　　第三，官屈帝势，袒教抑民。“近来东省办理洋务交涉，多以迁就了事；每接彼族指□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山东巡抚毓贤摺》。《档案》上册，第40页。>。“自事事迁就，渐至相援为例，于是州县不堪其扰，而相与隐忍安之”<《给事中冯锡仁摺》，《档案》上册，第80页。>。地方官所以袒教抑民，根本原因是朝旨难违，同时也由于“洋势日张，州县官各顾利害”，只好“含糊了事”<《御史管廷献摺》，《档案》上册，第123页。>。 

　　基于上述认识，毓贤等一些官员在对待教案和义和团反对教会斗争的问题上，就采取了顺应群众情绪的作法。 

　　例如，他们对义和团反教会斗争表示同情，认为义和团只反教会不扰民，不属于“匪”，主张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他们提出，对义和团“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御史郑炳麟摺》，《档案》上册，第85页。>。极力反对镇压。对袁世凯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的行动，纷纷上摺弹劾。说袁世凯“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御史许佑身摺》，《档案》上册，第51页。>并提出撤换袁世凯，“可否于四军中如马玉昆、董福祥、聂士成，简派一员，以为袁世凯之代”<《御史熙麟摺》，《档案》上册，第47页。>。在“仇教”官员的弹劾下，清王朝也不得不要袁世凯“慎之又慎”<《军机处寄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上谕》，《档案》上册，第47页。>。他们还对劳乃宣剿杀义和团的主张予以痛斥，并要求“将劳乃宣所刊书板销毁”<《给事中胡孚辰片》，《档案》上册，第84页。>。 

　　曾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在清政府高级官吏中，也是属于“仇教”的。他在离任时，曾”谓毓贤曰：‘我去公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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