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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毓贤等 仇教 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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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9: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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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外国的“异教”的。清王朝长时期以来，对天主教等“异教”是严禁的，“盖自康雍以来，传教内地有禁”。道光年间也几次颁布禁教上谕。直到鸦片战争后，“迨道、咸国威屡挫，始迫订通商传教之约”<《庚子诗鉴》。《史料》，第32页；《道光朝东华续录》卷37，41页。>。可见，清廷容忍西方宗教在中国传布是被迫的。再加上西方宗教与中国封建伦理观念、传统信仰格格不入，因此，发生冲突是自然的。“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义和团》（四），第239、244页。>。“中国善良之辈，均不愿舍己从人，其不可强之奉西教，犹各国人民不可强之奉孔教也。”<《义和团》（四），第239、244页。>“古今圣贤，未有不遵儒教辟异端者”<刘大鹏：《退思斋日记》。《文料》第781页791页。>。就表现了对“洋教”的排斥心理。义和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崇奉儒家伦理，并沉迷于杂神怪力，而且“佛道两教，皆为拳党所重”<柳堂：《拳匪闻见录》。《义和团》（一），第470页。>。这同“仇教”官员是有着基本相同的心理基础的。毓贤称义和团“默有神助”，他本人也曾“红巾坐堂上”<《义和团》（一）第28页。>，就说明二者在思想上的融洽。这种阶级和文化习尚的局限性，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它鼓动人们盲目“排外”，造成乱杀的悲剧。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 中化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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