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这些主战官员，尽管对外部事务不甚了解，思想狭隘落后，但在外敌入侵面前，还是有爱国之心的，他们不愿看到中华民族蒙受耻辱，这与别有用心利用义和团来达到个人目的保守派是有根本区别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四日，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将毓贤调离山东抚任，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对义和团采取了以剿为主的手段，山东义和团斗争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一变化从又一个侧面说明了毓贤等“仇教”官员，对义和团运动发展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 

　　毓贤并未因调离山东而改变支持义和团的态度，仍“倡言曰，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伸，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也”<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262页。>调任山西巡抚后继续坚持以抚为主的做法，“仇教”立场更加坚定，使山西义和团运动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他宣称“晋中洋教，得净绝根除”，表示了要“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的决心。在山西的八个月期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到同年闰八月），他首先对义和团抵抗侵略的行为给予赞扬，并号召山西各地建立义和团。“照得义和拳民，本系激于义愤，矢厥公忠，甘为国家效命杀敌。前在京畿津沽一带，努力助战，每遇临阵，皆系该拳民等奋勇前驱，屡获战胜，成效昭然，是以迭次钦奉上渝，发币给赏，钦派王大臣统带，并饬各直省督抚，招集成团，以御外侮。本部院遵旨招募，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涉员弁管带”<《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同时，“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还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谓左右曰：‘此辈天真未凿，要皆忠勇之气所成，不宜拘以礼节。’赏毕复送之出署。市人鼓掌从之，……纷纷请习拳”<《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毓贤也自称是义和团“统领”，并受到义和团众的赞颂，“拜命之日，拳匪额手相庆，皆曰：‘吾道其西矣’。”<《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毓贤还采取了“杀教”的行动，有关记载颇多。他在一份奏摺中曾向清政府报告：“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除太原外，山西其他地方也同时出现了类似情况。“庚子三月，毓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