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接任山东巡抚。同年十一月离去。在对待教案和义和团的态度上，“乃一循秉衡之旧，几如萧规曹附，后先媲美也”<许指严：《十叶野闻》，《义和团史料》（下称《史料》），第759—760页。>。他在山东对义和团主要是采取“抚”的办法，持支持的态度。不少史籍都提到，山东义和拳改称为“团”和毓贤有关，“因嫌其名不雅，乃改称义和团焉”，“自是拳匪如虎附翼，仇教益深”<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9二），第7页。>。甚至“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卷465，第12757页。>。这说明毓贤的作法是促使义和团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大发展的形势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有影响。“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抚，颇为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自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滋暗长”<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一），第304页。>。有人认为，毓贤是在镇压不了的情况下，才改变手法，由剿变抚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毓贤的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山东义和团大发展局面的出现，对当时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是有利的。 

二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派兵来京，自行保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深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门衙电报》，《档案》上册，第98，120页。>。各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使馆”等为借口，争先派兵来华，联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众是坚决抵抗的。清王朝内部的一部分“仇教”官员也积极“主战”，极力主张招抚义和团，将其作为反抗侵略的依靠力量。他们认为，对义和团“若于此时激扬忠义，为因势利导之计，申明耻教战之方，捍患保邦，洵为要策”<《安徽巡抚王之春摺》，《档案》上册，第231页。>。为此，他们提出：“攻打洋人教匪，必兵团相辅而行，乃能有济”<《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长萃摺》，《档案》上册。第268页。>，并要求清政府积极支持各地义和团，指出，义和团虽勇敢杀敌，在和侵略军作战中“抵御不退”，但“苦无*”，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以血肉之躯抵御洋枪洋炮的状况<《仓场侍郎刘恩溥片》，《档案》上册。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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