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一些教民助纣为虐，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教情绪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毓贤在山西的“杀教”作过了头，因此，就被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中一些人责为“罪魁祸首”。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要清政府严惩毓贤，清政府中一些人骂毓贤“误国”，他们所以如此憎恨，不是因为毓贤的行动过了头，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毓贤根本就不应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仇恨，而应该对教会，教民的罪恶加以保护，帮助他们共同欺压中国人民，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毓贤在此期间的所为，不能完全否定。 

　　清王朝对如何惩处毓贤，一直举棋不定，并有意拖延，为毓贤开脱：“此事始末，为朕深知”<《档案》下册，第772页。>，不愿为其定罪。这一方面是因为毓贤对清王朝表现忠心和他的不少作法得到清王朝的默许。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对毓贤的行动是赞同和支持的，毓贤的行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因此出面保毓贤。他们奏称：毓贤“直亮公忠，民心爱戴”。如严惩毓贤，将会“灰忠臣之心，□义士之气，他日兵端再启，恐无复有慷慨誓死、敌忾向王者矣”<《都察院御史溥良等奏》，《档案》下册，第856页。>。对此，清王朝统治者不能不考虑，所以，当慈禧太后看到张之洞、刘坤一弹劾毓贤的奏摺时，竟发怒，“抵其奏于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一），第28页。>再有，毓贤的所为受到群众的拥护。据史料记载，毓贤“甚得民心，濒行士民送者皆为泣下”<《山西巡抚锡良电报，《档案》下册，第774页。>。“士民闻信，又欲邀集城厢内外民人来署乞留，……分堵城门不令出省”<《山西巡抚毓贤摺》，《档案》上册，第319页。>民心向背，清王朝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李鸿章等人的压力下，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向帝国主义讨好乞降，就将毓贤抛弃了，下令处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毓贤在前往新疆的途中被斩于兰州。兰州市民听到消息，“谓毓无罪，……集众欲代请命”。此时，毓贤已因病不能行走，当得知要将其正法时，态度坦然，写信劝阻为其请命的人众，说：“死何足惜，但愿继事吾志者，慎勿忘国仇可耳”。<《十叶野闻》，《史料》，第764页。>临刑前，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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