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1896年，李秉衡在令人困扰的民教纠纷的处理中，首先大胆地将纠纷归咎于教会方面，他指出： 

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己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④]。 

1898年，东抚张汝梅上奏朝廷，分析了反洋教的原因，虽然语句较上折委婉一些，但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感*彩和强硬的对外立场： 

    窃以教士远涉重洋，其传教原是劝人为善。惟入教之始，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袒。于是抢劫之犯人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人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讼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⑤]。 

对此，张汝梅提出了两个办法：其一是希望总理衙门据情照会外国公使，并“转饬各教士，嗣后务须慎收教徒，严加禁约，毋得始终袒护莠民”[⑥]。其二是利用当时清政府兴办团联的号召，企图将山东反洋教的主要势力——义和拳、梅花拳等组织纳入团联之列。这样一来，既可将该组织纳入政府控制范围内，也可最大限度地消除来自教会的对这些组织的迫害和迫害的借口，从而达到“调和民教”的目的。 

    针对中央对义和拳的疑虑，张汝梅进一步做了解释：义和拳、梅花拳等本系乡团，创办于尚无教堂的咸同年间，并非是与教会为难的组织，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臣现正檄行各属，办理保甲团防，谨当督饬地方官吏剀切劝谕，严密禁查，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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