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末，面对山东日益严峻的形势，列强公使向清政府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清政府被迫命毓贤来京陛见，巡抚由袁世凯署理，临行前，出于对前程莫测的畏惧，毓贤下令杀害了山东义和团的著名首领朱红灯和本明，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毓贤的投机。 

    作为敢与洋人为敌的英雄，毓贤在北京受到了载漪等顽固派的欢迎，他“在京结徐桐、刚毅等，多方煽惑，自称为拳首，并捏称义和团不畏枪炮，一派虚言，遍传都下”[19]。这使顽固派受到振奋，并推动了中央方针的转变，不久，毓贤被改授山西巡抚。可见，中央与地方相为表里，互为影响，终于改变了内外政策，庚子事变拉开了序幕。 

随着毓贤离去，山东义和团的黄金时代也已过去，其在任的短短八个月期间，点燃了义和团运动之火；又过了八个月，他被清政府和列强一致指为“酿祸之魁”。 

三、裕禄与庚子事变 

    裕禄对庚子事变的影响，是个长期以来未受重视的课题。这也难怪，在事变初期，他作为直隶总督虽主张过剿灭义和团，但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主剿派；他后来虽向义和团下过跪，又为之打开了军械库，但人们一般也不承认他为主抚派，总之，他像个飘忽不定的影子，难以捉摸。 

但若因此忽视了裕禄对庚子事变的影响也不客观，因为直隶是事变的中心地区，而裕禄 毕竟是这里的总督。所以当时就有人评曰：“团祸初起时……独裕禄一人可以救之，而昏聩异软，卒酿大乱，一死诚不足以蔽辜也”[20]。此论认定裕禄负有首要责任，似乎言过其实，但若深加思考，可信绝不夸张。 

昏聩异软的裕禄在官场上可谓春风得意，他出身于满洲官僚世家，以门资出仕为官， 1874年任安徽巡抚时，“年甫逾三十”。曾任四川总督、军机大臣、礼部尚书等职，显赫一时。但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上却没留下什么足迹，可见是一位善于做官而怯于做事的人物。 

    戊戌政变以后，裕禄继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此时直督一职的权势虽远不如李鸿章之时，主要的军力已经收归中央，由荣禄掌握。但也不能以此就低估了他的力量，调归中央的只是常备军，裕禄手中的武装力量应付一般的社会动荡还是绰绰有余的。 

戊戌政变结束了中国政坛自甲午战争以来迸发出的活力与*，一切又回归于表面的平静，但实际上严重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在社会各阶层的心中都挥之不去，人们普遍困扰于一种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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