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终于将张汝梅的把义和拳纳入团练的主张付诸实践，拳民打出了“毓”字旗，在民教纠纷中不能执行其“持平办理”政策的官吏（蒋楷、袁世敦）被撤换，据美国学者周锡瑞的研究成果反映，此时有反洋教者宣称：“他们是在依照山东巡抚的命令行事”，据说有山东官吏向教会透露，自巡抚以下各级官员有个谅解，即“在平息骚乱或解决教案方面别做任何事情”。“不管在什么场合，教民都将被视作肇事者”[14]。这些材料大多来自西方教会，可能有夸大之处，但从毓贤上任仅仅数月，就引起列强驻华公使的一再抗议来看，毓贤确实有袒民抑教的倾向，最后，连平时对教案不大发言的美国公使也出面警告清政府，要求撤换毓贤，中央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机处指责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15]。而实际上，义和团运动之火已经点燃了。 

曾有野史谓毓贤“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肠矣”[16]。笔者认为毓贤的转变不能简单地用仇恨侵略来解释，仇外是19世纪中国士大夫和地方官的普遍心态，但碍于列强的威势和顾及自己的前途，一般人不敢将这种心态表现在行动上。毓贤也曾忠实地执行了袒护洋教的政策，他此时一反常态，实际上有更加切实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他是在投机，是为其*前途*。 

    当19世纪末，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在表面上尚未做大的调整，但因引渡康梁失败和在废立问题上遭致列强干涉，在最高层中正涌动着一股更强的排外暗潮。端王载漪之子溥儁因为列强的不承认而无法取光绪帝以代之，只好暂且屈居“大阿哥”之位，以图徐篡大统。载漪眼睁睁地看着荣华富贵可望而不可及，恨极了洋人，这种情况下，把宝压在载漪身上的毓贤首先将打击矛头指向洋人，实际上是欲立拥戴之功。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是，列强越是痛恨毓贤，他越容易获得载漪的青睐。 

1899年11月21日，清中央密电各省督抚，通告了中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17]。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万不能允之事”指的不是割地、赔款，而是不便明言的列强可能对慈禧 “训政”局面或废立计划进行干预。在这种形势下，经过惨淡经营方位至封疆的毓贤难免不去投机。他是一个不循常规、敢做敢为、有能力、有政绩的官员，也是一个会做官、善投机的政客。在“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载漪）”[18]的情况下，他难免不去逢迎。关于毓贤与载漪等人的秘密关系，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说明，但野史中记载不少。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这一180度的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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