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民教，均为清朝臣民，民教冲突，也不完全是一方的责任。李秉衡、张汝梅将人民与教民的关系视作水火不容，甚至要求外国势力严格约束中国教民，只能产生不利于国家的结果。在洋教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的情况下，作为一省督抚，不去探讨如何缓和民教关系，而将责任一股脑推到教会和教民身上，这能说是对王朝负责任的行为吗？在反洋教运动中，很多“口角细故”之所以最终“致酿巨案”，就在于士大夫和地方官对民教纠纷不但不加调解，反而火上浇油，推波助澜。根据李秉衡、张汝梅的态度，联想到这一历史，就可信义和团运动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二、毓贤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899年4月，毓贤补授山东巡抚，他在东省为官20余年，从基层干起，终于开府封疆。当时，民教矛盾日趋尖锐，中央方针暗昧不明，两任巡抚的前车之鉴，将对毓贤产生哪些影响？他将如何施*鲁？
此前，毓贤做过曹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山东按察使等，其最大的政绩是“治盗”。鲁西南匪患由来已久，屡治不绝，令统治者头疼不已，毓贤采用严刑峻法，大加杀戮，“不分良莠，岁许共杀二千余人”[11]。结果确实使治安情况有所好转。对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他也从不手软。面对19世纪末山东层出不穷的教案，他简直就是李秉衡、张汝梅的“救火员”，从曹州教案到大刀会，以至后来的朱红灯，都是他镇压的。所以，尽管他是主管一省司法刑狱的按察使，但在就任巡抚之前，还未见洋人对他有什么不满，曹州教案发生后，山东巡抚、兖沂曹济道、曹镇总兵、曹州知府、巨野知县等被革职或降调，惟独毓贤不降反升（署布政使），外国公使几次参劾山东地方官，也从未及毓贤。
然而，毓贤一旦出任山东巡抚，列强发现他在对待洋教的态度上，与李秉衡、张汝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清廷命他“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时，他坚决地表示山东“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相反，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是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12]。毓贤实际上拒绝了朝廷的旨意，他打出了“持平办理”的旗号，并一再以此要求下属[13]。应该指出，从道理上来讲，毓贤所标榜的持平办理本无可非议，但在事实上，在中外根本不存在平等关系的情况下，持平办理不仅做不到，而且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更大的纠纷，更何况从巡抚的言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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