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李鸿章仍督直隶，历史或将改写，以他强硬的作风、崇洋的*立场、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兴名臣的资格、洋务首领的地位，他自会起而应对，不会坐视局面的失控。但裕禄不是李鸿章，他没有主见，关键时刻他把目光移向了北京，总是猜测主子的意图。此时的清廷差不多已是顽固派的天下，他们痛恨洋人打破了其天朝上国的梦幻，惊扰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加之戊戌政变后洋人“干涉内政”的私仇，更是恨极了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22]。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也深知洋人的厉害，所以也不敢轻于一掷，从而陷入了“情”与“理”的矛盾之中，针对各地层出不穷的教案，也是莫衷一是，一系列前后矛盾的上谕就说明着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可以向朝廷剖陈利害，请求断然处置，也可以利用朝廷政策上的摇摆，先做了再说。一般情况下，如果中央的政策忽左忽右，地方督抚的活动空间就会变得大了起来，其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也突出起来。于是，我们理解了前文所引的“团祸初起时……独裕禄一人可以救之”的论断了。的确，他有权力、有实力、有责任处理这一事件。 

    但裕禄却时时回避着他的权力和责任，直鲁交界本是义和团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许多直隶人士参与了斗争，但这一历史我们只能从山东巡抚的奏报中看到，由此可见裕禄持一种多么消极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内心是倾向于主剿的，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在行动上，他跟慈禧跟得太紧，以至丧失了主见。他的这一弱点正好被某些王公抓住，加以暗示或施加某种压力。当然，这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从野史中仍可见蛛丝马迹：如“裕禄初亦不信匪，且曾派兵剿办之，嗣慑于端、刚之言，心渐感”[23]。也有人评曰：裕禄“心中非不明白，徒以权贵推崇”义和团，从而“不敢少拂其意，功名念重”[24]。 

    1900年是裕禄一生中最为心力交瘁的时光。他力图把握上峰的意图，无奈最高统治者也是方寸已乱，剿抚难断。面对地方的纷扰，他只好出兵绥靖，同时又告喻人民，希望“民教人等务各安分守法，尽释猜嫌，共敦雍睦之风”[25]。这一举措当然收不到什么实效。他还支持劳乃宣的义和拳源于白莲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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