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东直督抚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是突出的。其主张、政策不仅始终直接影响着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且更深刻地影响了清中央统治集团对义和团的决策。诚如时人所评，“李秉衡招徕于前，毓贤纵容于后”，“裕督惮亲贵用事不敢发言”，“于是拳匪之祸起矣”[34]。也因如此，李秉衡、毓贤、裕禄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李秉衡、裕禄*，毓贤则被清政府处死。这一结局多少减轻了后人对他们的一些恶感。 

    在国难当头之际，李秉衡表现出了晚清官场上少有的献身精神，本来他已参加了东南互保，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但他冒险北上，请缨前敌，献身沙场，终究无愧于国家、民族和君主。只是未分强弱，不达时势，结果误国而又自误。而毓贤和裕禄则要等而下之，毓贤得到了一个*徒般的下场，裕禄“虚报战胜，取悦奸党，以误朝局，杀身亡宗，非不幸也。然以比廷雍，犹差强哉”[35]。总之，毓贤和裕禄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反侵略，基本不具有正义性可言。 

在1900年中的暂短时光里，清政府也曾对外宣战，与义和团一同站到了列强的对立面上。应该指出的是，二者的出发点决然不同，尽管义和团表现出了笼统排外的落后面，但下层人民的反帝终究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献身的品格，义和团民的这种品格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好的，斗争是正义的，相反，清统治集团主要是出于权利私欲和反动的思想认识来与列强对立的，并将下层人民的爱国热情利用为其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使义和团运动落得个悲惨的结局，中华民族也因此遭受了巨创深痛。联想及此，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对东直督抚的卤莽、投机、昏聩依然应该痛加鞭笞。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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