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婉地提醒清廷以严禁教门的祖制来镇压义和团，但也不见效果。1900年1月11日，清廷明发上谕指出：“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意。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要求地方官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26]。4月21日，清廷对裕禄重申上述政策[27]。这下裕禄方寸大乱，面对混浊不清的局面，他变得事事都要“仰乞圣裁”。5月，义和团在涞水与清军冲突，杀死副将杨福同。地方大吏守土有责，遇此重大事件，本可断然出兵，但裕禄却请示朝廷，结果请来一道含混的上谕：“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中心意旨是 “勿稍大意”[28]。于是，一件本来容易处理的案件变得无法处理了。此时正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关键时期，义和团公开向清政府的权威挑战，面对这一挑战，裕禄变得非常软弱。地方官向他请示，他的指示同样难以执行：“相机进兵，可抚则抚，不能则剿。”[29]裕禄的软弱无力客观上有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反过来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又使得裕禄更形软弱。
从1900年5月下旬开始，义和团在京津一带大规模破坏铁路、电线，总署几次电示直隶总督，要求派得力将弁驰往保护，但裕禄并未采取切实措施。这使得列强驻华公使们进一步感到了局势的危急，并成了后来派兵进京护使的主要借口。此时的裕禄似乎放弃了总督的权力，针对天津满街的义和团民，他掩耳盗铃地关起了总督衙门的大门，天津知县阮国祯对此“不胜愤懑，请饬各营严加剿捕，（裕禄）弗听；请以练军分队梭巡，以杀其势，裕宪颌之，而兵不出”[30]。此时的裕禄所能做的只是不断派人把天津的消息报给北京，他似乎成了一名朝廷派驻直隶的忠实的联络官。
列强决定从天津调兵进京护使，庚子事变已经开始。裕禄阻止不了义和团，自然更阻止不了联军北上。但为了推卸责任，他向清廷作了解释：据法领事言，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自为保护起见；所派之兵人数不多；他已尽力劝阻，但洋人坚执不从[31]。在此，笔者不禁为其超然的立场吃惊，他似乎成了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掮客”。
1900年6月20日，裕禄在朝廷最后决定是否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关键时刻，又一次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以“六百里加紧”的速度报告战况，此时大沽炮台已失三日，但他不仅掩饰了这一重大事件，还吹嘘“连日力战获胜”，并正式要求朝廷招抚义和团[32]。清军将领讳败饰功习为故常，清廷也未必会尽信他的鬼话，但他此举仍对朝廷决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掩盖了时局的严重性，为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不管消息确否，主战派需要的就是这种消息。清廷于次日下诏宣战，并把裕禄的战绩通报全国，裕禄因此“获赏头品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