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文献种类之多、数量之浩繁的事实，说明这场运动得到了封建文人、绅士和部分官吏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据时人记载说：义和团文献的“刻书刊板出自公卿”<拙官老人：《庚子志变记略》（稿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这说明正是由于上有公卿，下有一般绅士、文人的支持，义和团才有可能广泛地采用广贴传单这种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的斗争方式，从而造成很有影响的社会舆论。特别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这种形式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特殊手段。 

　　事实上，在历次反洋教斗争中，以及在义和团运动中，都有不少的文人、绅士和部分官吏谋划其间，有的还居于运动的领导地位。一个名叫G·吉普斯的英国侵略者写道：一八六○年以后，“在中国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多次袭击外国侨民的愚昧事件，……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祸患并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乱，但是，他们教唆、甚至煽动乱民从事凌辱、掠迫在他们中间的基督教‘蛮夷’。”<G·吉普斯：《在华作战记》。>除去其中诬蔑性的言词之外，他所说的官吏、文人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宣传鼓动却是事实。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高潮中，使更多的封建文人、绅士和部分官吏也积极投身于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行列。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出现的所谓“今则贤士大夫几乎无一而不为（义和团）所惑”<杨蔡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见《义和团》第4册，第354页。>的局面，恰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从而激起各个阶级、阶层的反抗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的客观反映。这正是各地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能以出现大量传单和文献的重要原因。 

　　文人直接参加义和团的人数很多。甚至一些地区的义和团，专门把他们集中一起设立文坛，所以在义和团里出现了文坛和武坛两种不同的名称。侨析生在《京津拳匪纪略》一书里说：义和团“又勒文人立坛，不从辄指为奸细，戮及亲属。文坛既立，张（德成）奉命唯谨，欲尊崇之代伊为文告也。自是杀戮稍止，皆赖文坛设词解释，保全不少。”<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2。>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关于文坛成立的情况，看来似乎是义和团强迫文人参加的。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有人被迫参加文坛的现象。但是，既然能以专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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