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拳匪纪略》卷3。>有的揭帖声称要“扫平洋人。”<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卷3。>有的揭帖声称“刹（杀）尽洋人海宇□（□）。”<《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1页。>等等。《南京义和团揭帖》中亦有“神兵逐尽洋人，从此天下安宁”<佐原笃介：《拳乱纪事》卷3，第62页。>的内容。这些都说明义和团打击的锋芒主要集中在“杀尽”、“扫乎”一切洋人上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表现在实践中，则是笼统排外和盲目仇杀洋人，教民，而提不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和政策。事实上，洋人中有侵略者，也有一般商人、工程技术人员和侨民。洋教士中有侵略者和间谍，但较多的则是以宗教为职业而谋生。其中也有行医、施舍、办慈善事业的人。中国教民中坏人也是少数，多数则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但义和团不加区分，一概打击，这不能不是盲目、落后的表现。由于义和团的仇杀，不仅洋人被杀者数以百计，而且中国教民受创更钜。“教民房屋无不被焚，田禾无不被割，家俱无不被抢，即为教堂服役者，为教民佃田、结婚者，皆莫保性命，毁房殆数万间，□害教民平民牵连受害者殆数万人。”<《周□慎公年谱》卷上，第37页。>时人曾指出：义和团“一任私杀，人无老少，家无大小，焚□靡遗，□弥无路，致（使）逸出教民尽归夷，咸以死力拒我。”<拙官老人：《庚子志变记略》（稿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这话并非恶意污蔑，而是痛惜义和团盲目仇杀反而起到了“为渊驱鱼”的反作用。
造成这种仇杀悲剧的原因甚多，除了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等主观原因外，有人认为义和团“专以仇杀洋人及教民为事，此则平日教士挟制官长，欺压平民之所致也。”<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第1册，第345页。>这种看法也颇为客观。此外，也是封建顽固势力煽动、挑唆的结果。由于地方官吏“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8页。>。不是挑动义和团盲目仇杀洋人，便是弹压人民群众以讨好洋人。这实际上都起到激怒义和团、使矛盾更加尖锐化、复杂化的恶劣作用，也暴露了清政府妄图坐取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
综上所述，义和团文献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的主要手段，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打击教会势力的有力武器；它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藐视强敌和捍卫民族独立的决心和英勇气概；体现了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性质。从义和团文献能以大量的出现这一事实来看，就足以证明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已同爱国官绅与封建文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形成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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