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同列强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来，它承担了替它们维持秩序包括保护洋教的义务，当上了奴隶总管。群众在各地此伏彼起的反教斗争经常冲击外国侵略势力，清政府因此多次受到帝国主义的责难，从而影响中外反动派的关系。但长期来清政府总是极力镇压反教群众，尽量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在成都教案、巨野教案发生后，它甚至不惜把川督刘秉璋、鲁抚李秉衡免职。义和团运动前，清政府更加成了它们的奴仆，更不可能支持群众反教。清政府一开始就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而事实也否定了这个说法。直隶、山东两省督抚镇压义和团的活动，是根据清政府的旨意行事的。直隶总督衙门一名官员抄录的《直东剿匪电存》就是证据（林学□编：《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它保存了裕录与张汝梅、毓贤等人关于镇压义和团的往来电文。至于两省当局在执行清政府的命令方面，态度上确有不同。张汝梅、毓贤都认为山东群众与教民冲突，教会应负完全责任。但他们是地方官，不能违抗朝廷旨意，顶多用义和拳是乡团一类说法加以掩饰。冠县义和拳首领之一姚洛奇是被张汝梅剿灭的，平原、茌平一带活动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是由毓贤捕杀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裕录一直积极镇压义和团，直到1900年6月13日，即大沽炮台被夺占前两天还奏请清政府“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143页。）。大沽开战后，他也认为不能既镇压义和团、又抵抗外兵，同时两面作战，才请求清政府准其“从权招抚”（《义和团档案史料》，158页。）。正因为裕录一直积极镇压义和团，英国政府在战争打响后，通知在华英军，如果裕录要求避难，英国军队应予接待并加以保护。至于袁世凯，由于他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御史言官强烈反对他，甚至要求将他免职。在当时情势下，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规模屠杀义和团，而是根据清政府“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严□首要、解散胁从”的指示，把各处义和团重要首领王立言、玉文义等加以捕杀，以致后来义和团在直隶的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山东相对说来却显得冷冷清清。因此，清政府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样，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统治力量更加虚弱。在建储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疑神疑鬼地猜忌它们会用武力拥立光绪帝。在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的关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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