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尤其不得人心。一些御史言官甚至一再奏陈西太后，抑民扶教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指出义和团虽然闹事，但毕竟是中国老百姓，教民心向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为“洋民”（《义和团档案史料》，42—43页、46页、53页、60页。）。清政府的镇压政策，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左右摇摆，对义和团的镇压时松时紧，不能始终地贯彻执行。这对义和团的发展极为有利。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也有助于义和团的加速发展。但是清政府即使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也不至于弄到依靠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宣战。开战后不久清政府要驻外使节向所在国政府解释的电令，说了真话，它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义和团档案史料》，203页。）。但在六月中，它确是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这又怎样解释呢？应该说，这是义和团逼出来的，是整个形势的发展逼出来的。它是违反清政府的本意的。
中国多年来遭受外国的侵略、压迫，当时又面临被瓜分的大祸，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一个清朝官员说：“拳民倡义，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所至之处，人多赢粮景从，父兄莫可拴束，妻子不能阻挠，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义和团档案史料》，178页。）。话虽不多，强烈地烘托出群众争先恐后地参加运动的动人情景。正因为群众热烈支持义和团反帝斗争，运动发展异常神速。四月中，京郊芦沟桥出现少数义和团，五月底成为几万人的大队伍，占领了涿州，破坏了芦保路，各处义和团又成群结队地向北京、天津集中，络绎不绝，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冲击着清朝的统治。六月上旬，事态发展已很严重。六月五日，英国公使会见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后报告英政府说，庆王承认军队不听指挥，他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惠莱：《1891——1900年的不列颠、中国和反教骚动》，165页。）。大学士荣禄半个月后给张之洞等人的密电透露义和团的巨大声势，他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荣文忠公集》，4卷，1页。）。当北京广大居民和部分驻军也倾向于义和团时，清政府实际上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如果它坚持镇压义和团的政策，肯定会给它带来没顶之灾。六月十日以后，一面西摩联军在京津铁路线上乱窜，企图进入北京，一面群众反侵略斗争因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而更加高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早已指出：“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中国海关和义和团运动》，6页。）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马士也说：“倘若她（指西太后）想不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想使浪潮不至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对付洋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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