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积极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并大量发展教徒,“借党徒以凌士庶”。有些不法教徒,以洋教为护符,强夺人妻、霸占田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而传教士更是插手官府,包揽词讼,甚至私立公堂,非法审讯中国人。凡此种种,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官民的尊严和直接利益。正是人们不甘心中国社会日趋加深的半殖民地化,因而起而反抗,掀起了广泛的波澜壮阔反洋教侵略的斗争。
山东人民反洋教侵略的斗争,是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教会侵略势力的入侵山东开始的。而这一斗争的热点,自然首先是出自教会侵略势力相对集中,民教矛盾尤为尖锐之区。1888年6月(光绪十四年五月),鲁抚张曜奏称:“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沂州各府属教案,屡起衅端”,“遇有卖地于彼盖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折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惩罚而彼不戒。”(《山东教案史料》,第297页。)这表明中法战争后,首先在鲁西地区,兴起反洋教侵略的高潮。虽然这些斗争从总体上看,还未能与“灭洋”即反帝发生直接的联系,只是反抗洋教暴行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各地彼此孤立的词讼案件,尚未摆脱官储的控制;然而这些斗争却成了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起,义和团倡始鲁西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
一、在甲午战争期间,山东人民首感丧师辱国之痛,洋枪洋炮之害。鲁西大刀会就是由于“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于无处不有”(《山东教案史料》,第169页。)。又如史料记载:“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之甲午而后,驻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日仇,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始而一二处秘密学习,继而遍及各村庄,纷纷设场……而乡民无知,又以仇教之故,恨敌之心,皆视为得计。”(《山东近代史资料选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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