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受“洋教”、“洋货”、“天灾”之害和山东半殖民地化严重加深痛苦的鲁西人民，普遍产生了“救亡”、“求生”的迫切要求。因之，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结社迅速发展壮大。1898年10月，在“教堂林立，民教构怨为日已深”的冠县，由赵三多、闫书勤等首次以义和拳的名义举义，号召打堂闹教，“助清灭洋”，“啸众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324页。)。继之，1899年以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又在平原、恩县一带揭竿而起，提出了“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响亮的反帝口号。到1900年，“灭洋”反帝的烈火，已燃遍了整个山东大地。

　　四、从甲午战争到1899年，山东的三任巡抚对大刀会、义和拳的起事虽然都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以抚为主。这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对洋教势力的横行不法深为不满；而在甲午之后，民族瓜分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也害怕压制人民抗洋会激起“不测”，引起更大的“变端”，由此产生了“纵拳仇教”的思想。所以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时，虽镇压过大刀会，但又认为，“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山东教案史料》，第171页。)。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对大刀会兹扰，认为：“教民娇横，藉事欺压良善，本是实在情形，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山东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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