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用的语言，与同日清廷颁布的宣战诏书几乎毫无二致。它充分说明慈禧的对外宣战，与裕禄的这份虚假的捷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慈禧正是从裕禄的奏报中看到了义和团的“神勇”，印证了刚毅等人由涿州回来后所鼓吹的所谓“民心可恃”，甚至盲目地相信可战胜列强，于是才敢于在一个早上突然作出“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决定。故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谓：“二十五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草也。以法领事杜士兰索大沽炮台为词，其实炮台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营官封得胜手然（燃）炮，伤英兵舰一，已而兵大至，遂陷。……而裕禄方报大捷，张战状，自为功，语绝诬，时地尽无据。太后及载漪大喜，犒赐将卒白金再十万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l册：第18页。)李希圣的记载个别史实稍有出入，但它却真实地写明慈禧是在看到裕禄的“报大捷，张战状”后，被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然后才作出宣战的抉择。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常常是极端愚昧而又颟□的。他们在紧要关头，既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玩弄自欺欺人的伎俩，不然他们的日子就一天也混不下去。慈禧万万没有料到，裕禄的报捷，只是传闻之词，宣战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就传来了大沽口炮台失陷的消息。于是宣战诏书的墨迹未干，慈禧又赶忙派人在使馆附近竖起了“钦奉懿旨，保护使馆”的牌子，并一再声称“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裕禄的奏捷与慈禧的宣战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裕禄的奏捷重视不够，有的作者甚至认为早在宣战诏书颁布前两天，即传来了“大沽沦陷的恶讯”(《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302页，又见《义和团运动史》第230页。)，这种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因为清廷获知大沽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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