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此谕旨，则可明显看出，与列强交兵，慈禧集团早已有所准备，决非象他们后来所谓“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524页。)此乃掩饰之词，绝非由衷之言。当然，慈禧的这一政策与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极端仇外，载漪等人火中取栗、“使馆朝夷，皇位夕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l册：第50页。)的卑劣目的，亦有很大关系。此中原委，多有述及。当然，慈禧敢于同列强宣战同她深信义和团的“法术可恃”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能简单地视慈禧只是□图“利用”义和团。清宫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说明，慈禧对义和团的某些“教义”、“法术”是深信不疑的。六月下旬，裕禄同八国联军的战斗处于艰苦卓绝的阶段，屡次上书慈禧，请授“出奇制胜”、“防敌北窜”之策，慈禧于煌煌谕旨中称：“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该僧现在天津，著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堵击，”(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旨单：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等军机处交片。)并郑重其事地将此事交给军机大臣启秀办理(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旨单：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等军机处交片。)。这固然反映了慈禧的愚昧无知，但也说明了她对义和团“法术”威力的信服。

　　其二，促成慈禧对外宣战的导火线确实是“洋人照会”，但并非是罗嘉杰转呈的，而是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杜士兰的照会是由直隶总督裕禄在《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中转述的。该折谓：“窃于本月二十一日按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各国现驻大沽口处水师提督、统领等，托由本总领事转致公文一件。惟时刻促迫，不遐全译华文，其要意，乃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即当以力占据等语。”(《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页。)

　　裕禄的告急奏折还特别指明，杜士兰奏折“标二十发，二十一日卯刻始行送到，文内云，今日早两点钟交给，文到已愈时刻，其情形尤为诡诈。”并称炮台情形，十分紧急，兵力单薄，万无把握，故“请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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