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日御前会议上宣读。而恽毓鼎则认为，“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49页。)这里恽毓鼎认为，“洋人照会”是五月二十一日由荣禄逞递慈禧的。《景善日记》则认为是五月二十四日，“由端王（载漪）、启军机、那阁学将各使适才致送之照会呈览，该照会竟敢请老佛立时归政，将大阿哥革职，仍请皇上复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第l册：第67页。)同是一个照会，呈递时间与代呈官员记载如此矛盾百出，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罗嘉杰转呈的“洋人照会”是否曾经递上清廷。
其二，“洋人照会”是谁在御前会议上宣布的。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认为，是“（荣）相出示同列”；恽毓鼎的《庚子日记》谓：“太后宣谕，凡四条。”(《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0页。)但慈禧只念了前三条，最后一条，是在退值以后，询之荣相，才知是勒令太后归政。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则云，太后哭，出示罗嘉杰书示廷臣，李氏所记与恽氏略同，但并无其中某些细节。看来，在宣布洋人照会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记载也是纷纭不一。尤其是袁昶与恽毓鼎均为御前会议的参加者，按理说是不应该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
其三，“洋人照会”不见诸军机档册记载。清制，廷臣上书格式极严。内则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外则将军督抚，方有递折之权，其余人员上书则须由都察院抄录代呈。但是，无论何项人员所递奏折，或代呈代递折件，均在军机档册中有所登记，并且注明有处理情况，即使是近支王公，或军机大臣亦不在例外。笔者翻阅了光绪二十六年的《上谕档》、《奏折奏片档》、《电报档》、《早事档》等各类登录档册，无论是大学士荣禄，还是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启秀等人，在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均没有呈递任何折片。“洋人照会”的四条内容极关重要，荣禄、载漪及启秀等人，倘有代呈代递情事，例当于军机登录档中，有明确记载。说明罗嘉杰的所谓“洋人照会”根本就没有递到慈禧手中。
此外，荣禄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写给叔父奎俊的书信中，曾谈及御前争辩情形。他做为重要的当事人，在此信中却未提及“洋人照会”，这一点亦应引起注意。
其四，“洋人照会”内容不见诸宣战诏书。如果说“洋人照会”是促使慈禧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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