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不同侧面的考察，我们对民俗信仰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似可得出这样几点概括性的认识：

其一，民俗信仰对义和团运动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是义和团运动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一。义和团的斗争意识、斗争方式和纪律，无不带有民俗信仰的深刻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义和团的形象。我们把民俗信仰作为义和团运动的文化背景之一，当然决不是要把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归结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含有文化冲突的内容，只是这种冲突具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如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是以1898年冠县梨园屯起义为起点的，而这次起义的起因则是冠县教案。一位外国学者曾对此写道：“此案就因修建教堂的计划侵犯了当地老百姓的宗教信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所造成的。……义和团起义期间，许多地方聚众闹事似乎都不外此基本模式”。(（美）包德威：《山东的基督教、白莲教与义和团三者关系的一个新解释》，《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534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义和团之所以反洋教，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侵犯了”中国民众的“信仰”中国民众被迫起来反抗，而在这场反抗斗争中，民众的信仰又成为重要的精神武器。

其二，义和团之所以广泛吸收民俗信仰的观念作为精神武器，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经从西方引进了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归纳并发展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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