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往往是大学本科时代开始的。你自己曾说，你对经济变化、 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等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至大学时代与查理·蒂里(Charles Tilly) 教授的一段学缘。先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读的本科?
　　王：我是1967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上本科的，1971年毕业后直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经济学。但除了经济学外，我也学了些社会学和历史学。那时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觉得经济学并不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与那个时候不一样，我觉得经济学还是挺有意思的。直到今天，我对经济学仍然 很感兴趣，也和经济学家一起合作写文章，目前正在和经济学家一起写书。我所从事的研究，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研究，关于中国与西欧历史的比较研究，都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经济学，可以说，经济学是我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周：大学毕业后，你离开了密歇根，到哈佛去继续深造。从你的简历上看，你到哈佛大学后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你似乎对欧洲史更加情有 独钟，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与欧洲历史的比较研究的?
　　王：前面我已提到，我大学时候读的是经济学，后来才决定研究历史，但本来是想研究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史，所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是选择欧洲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但当我开始深入地接触欧洲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些比较史学的研究，也许更有意思，也更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去看费正清教授，告诉他希望能上一点他的课。他跟我讲，你要学中国历史，就最好把欧洲历史放在旁边，把精力集中到中国史上来，其实他 自己对欧洲史并不感兴趣。他说，你要学中国历史，就要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然后你 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赞成我一面研修欧洲史一面学习中国史的想法。这样，我开 始将研修的重心从欧洲历史转到了中国历史。就是说，我是先读欧洲历史并对欧洲历史 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才转到中国史的。所以，我决定做中国研究比较晚。不过，我并没有完全听从费正清教授的意见，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来。虽然我的主攻方向已由欧洲史转入中国史，我的博士论文也选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题目，即《清代中国食物供应的*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但我仍然继续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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