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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

时间:2007-3-10 11:02:29  来源:不详
比较, 与《转变的中国》的主题有关,但会更细一点。因为我自己对欧洲的情况虽然知道一点,但是不如一个真正的专家。所以我现在做一些比较,希望能够和真正的专家合作。以 前要进行这样的合作,很难找到人,现在出了《转变的中国》,一些人对我有了认识, 有的可能愿意与我合作。我觉得将来进行比较研究可能会好一点,应该比《转变的中国》好。*制度变化的题目,我最近几年花了很多时间。据我的看法,这对当代的影响太重要了。但是我并不完全赞成一些看法,即以前的中国*制度都是坏的,有人说得太简单化。我觉得要理解明清和1949年之前的*制度,要看*和社会的关系,要从 具体的情况来看它的变化,从具体的变化着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比较抽象的、理论性 的结论。许多人一开始就理论先行,我觉得这种研究取径是有问题的。我并不是说不赞成纯理论分析,而是认为理论应该永远和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我对*制度的变化也持 这种看法。中国与欧洲有一些不同,在《转变的中国》中,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对*制度转变的看法,目前我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当时还是一致的,当然希望能够更深入地 看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做比较研究大体上还是很重要的,做比较研究不能临时根据需 要,应该花长一点时间,不然的话,你就不是在做比较,而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加进一些不同的东西,并不是作真正的比较研究。真正的比较,比如说做菜的时候有好几种原料 ,综合起来做一道新的菜。如果你做中国历史研究,加一点点欧洲的,就跟做菜时加一点点胡椒、酱油一样。我希望大家能多读一点欧洲历史,多和欧洲历史学家交流。我们 历史学家应当尽可能多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进行交流,不要老是和中国历史的专家在一起。在美国、日本和法国,我所看到的学术大师,都是不仅和本专业的人在一起,也和其 他专业的人在一起。在美国,研究美国史的人和研究世界史的人在一起;在日本,研究日本史的人和研究中国、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历史的人在一起;在法国,他们也开始 注意这一点。前年我在法国开会的时候,一位是拉丁美洲的,一位来自印度,加上我。我们3人的文章后来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了,最近也已译成日文,在日本的刊物上发表。
  周: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你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这种互为主体的比较在你的书中演绎得非常成功,这 一点,我想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但是,关于“比较”,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我在哈佛时曾经访问过柯文教授,他对“比较”就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诸如中国和日本常常是许多人喜欢加以比较的对象,但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没有共同之处,根本 无法进行比较,更不用说中国与欧洲了。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我的看法与他有一点不同。柯文教授那一代的学者,当他们作学生的时候,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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