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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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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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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哈佛的中国学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学派，并 具体地称之为“哈佛学派”，很想听听你对此的看法。
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是，这种情况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为止 。我觉得50、60年代的哈佛学者可以担得起“哈佛学派”的称号。70年代末以后该学派 已经风流云散，已称不上是一个具有统一风格的学派。你知道，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不止是中国学界，甚至连美国的世界史特别是欧洲史学界也都认为，现在有一个“尔湾 学派”或“加州学派”。我们认为，看待欧洲历史不能仅限于欧洲本身，欧洲之外也存在与其情况类似的历史变迁动力，因此有必要在欧洲之外找到这样一些地区——中国就 是欧洲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地区，与欧洲进行切实的比较，并通过这样的比较，对其一般性的假设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周：其实，我也注意到许多学者，包括哈佛的一些中国学家在内，并不赞成“哈佛学 派”这个说法。但是从费正清到现在，哈佛的中国学家在治学上的确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譬如一直比较强调以经验和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即使以牺牲重大理论为代价。
王：对，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我们在哈佛接受训练时，还是比较重视档案的。这 并不是说我写什么都得靠档案，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比较理解专业性的档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你对档案有真正的理解，否则你对研究历史的根据依然不清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在这一点上强调得有些过份，他们认为写每一篇东西都必须要看 大量的档案材料，否则便没有过硬的根据。我觉得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一样是有价值的。
周：你在哈佛大学前后将近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在中国学人的心 目中，哈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学问圣殿，哈佛的中国学研究同样备受关注，大概不知道费正清、史华慈的学人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就是说，哈佛在中国学人的心目中有着极为 特殊的位置。那么，在你的心目中，哈佛，哈佛的中国学究竟如何?你怎样看待哈佛的 校园生活?
王：其实，1970年代并不是哈佛的中国历史研究最强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费正清教 授于1976年退休，阿雷克斯·伍德塞于74、75年离开了，孔飞力教授在费正清退休后的 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到，至少有一二年时间。那个时候并不是哈佛研究中国历史最繁荣的 时代。那个时候，我常去旁听许多欧洲历史的课，也包括一些历史以外的课，我并不是说哈佛不好，而是说我在哈佛的那段时间哈佛的中国历史研究并不是最强的。但说真的 ，也有它的好处，很自由。自由的坏处是学习效率很低，很容易浪费时间。但是，必须 承认自由的好处，如果一个老师让你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就只能是在他的范围之内了。所以我觉得自由性有它的好处。
周：你是哪一年离开哈佛的?离开哈佛后，你曾一度重返你的母校密歇根大学，是到那 里教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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