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

　　在近代中国城市中，不同的地方文化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及其活动而得以再创造。顾德曼（Bryna Goodman）和J. 瓦森斯卓姆（Jeffrey　N. Wasserstrom）都注意到了这个特征在上海的突出表现， 但前者的兴趣是在移民文化，而后者强调的是大众*文化。 

　　顾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身份》中探索了会馆与人们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注：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91—105.）。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建立了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①和先贤的会馆，因此会馆也具有庙的功能。会馆的宗教角色使之成为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发展，会馆也成为城市大众化的戏园，在那里，移民家乡的地方戏成为人们娱乐的主要形式。这些表演由会馆领袖组织，作为慈善活动和仪式的一部分。节日活动给那些贫穷居民提供了暂时的工作、免费饭食和娱乐。会馆的表演主要反映大众的口味，以更吸引人的浪漫爱情和武林英雄代替传统的忠孝故事。各种地方戏逐渐融会，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顾德曼研究的是上海移民中像手工匠和商人这些较传统的社会集团，那么瓦森斯卓姆则着重在较现代的学生集团及其与城市大众*文化的关系。　在《　20 世纪中国学生的反抗运动》一书中（注：Jeffer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13.），他指出，五四运动建立了近代学生运动的基本模式，包括语言、仪式、口号、宣讲、抵制和街头戏等，而这些形式具有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背景，这种结合正是学生运动具有不寻常力量之所在，也是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的公共舞台上是学生而非工人充当主角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文化必须注意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模糊界限，因此不可忽视那些处于并不是很清楚的、重叠的、灰色地带的文化现象。*运动的参加者经常受到“高级”和“大众”两种文化的影响。虽然学生在学校里学的是精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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