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谢克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因素，那么这正是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拿手之处。他发扬了青年时代的成名作《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那种对社会阶级及其力量透彻分析的长处，而在近著《义和团起义的起源》中更把对生态与社会环境的分析融合在一起。他论证了这场运动不仅导源于*和宗教，而且具有社会生态和大众文化的因素。山东具有异端宗教和崇拜勇猛斗士的传统，习武十分普遍，“当民间宗教与武术结合起来，便具有叛乱的极大潜力。”以往学者们大多强调“拳”与“教”的联系，但周锡瑞却认为有必要仔细区别义和拳与教派。实际上，拳团是宗教的附属物，能够相对公开行动，吸收更多的当地人入教，但是“加入拳并非就必然是教的成员”。这个教的特点是可以“给任何人神的身份”，以及“使每个人成为领袖”，这可能便是义和团运动不同于白莲教而没有一个中心领导的原因。许多学者在讨论义和拳与宗教结合的时候大多注意于白莲教，而周锡瑞则力图去“发现白莲教传统之外的教派与义和拳礼仪的更清楚的联系”（注：Joseph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38, 53, 240.）。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即正统文化的大本营，亦是齐巫、黄巾军、水浒豪杰等异端的发源地。到18世纪，山东的许多教派都接受了《易经》中八卦的概念，因此白莲教的传统与武术的结合便成为煽动叛乱的动力。人们还可以发现，义和拳的许多头衔、语言、行为和服饰都摹仿地方戏。它从大众文化中吸取了许多养分，而这种大众文化又蕴含了正统和异端两方面的因素。 

　　谢克和周锡瑞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社会运动起源的研究中，大众文化所能揭示的问题与*、经济同样重要，有时甚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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