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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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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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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成千上万的村庄散布在国家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并非就必然能够操纵以口述为主的农民文化。例如一项关于中国农村谚语的研究便试图证明这种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离。在中国农民中流传的谚语无不表现一种对精英价值观的抵制，充分显示出农民对正统价值观和信仰的接受都是十分有限的。这些谚语说明，中国农民文化迥异于精英文化，然被精英文化所容忍（注：David R. Arkush,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easant Proverbs", in Orthodoxy in Late Impe rial China, pp. 312, 325,331.）。地方戏往往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精英文化的束缚。流动戏班穿梭于各小城镇，在小城镇、乡村及庙会，他们的戏比起那些在大城市或宗族庆典中所上演的戏要较少受到精英的控制，因此往往超越了忠、孝、贞节的藩篱而大胆表现情爱、历险和鬼神的题材。当然地方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是由普通人创造的”，与民众生活相互依存，同时也为地主阶级所欣赏，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使其变得更为精致和具有文化内涵。每当地主阶级在民众暴力打击下走向衰弱以后，农村社会便恢复到相对的平等，大众文化又恢复其活力并按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从而使大众文化的发展开始了新一轮循环（注： Tanaka Issei,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Ming-Ch""ing Local Drama",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49, 159. ）。
无论是强调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同一性，还是强调大众文化的独立性，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注：我在最近两篇文章中也讨论了这个关系。见“Street Culture: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 ”（Modern China, No. 1, 1998 ）和“ The Idle and the Busy: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其实， “同一性”和“独立性”自始至终都存在于大众文化之中，但由于时间、空间和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大众文化某些自身的特征，其“同一性”和“独立性”在大众文化中或强或弱、或显或隐，交错地发生着变化。充分认识到这种交叉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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