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它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注：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pp. 10, 44—45.）。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历史上由国家发动的对大众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高级文化”或“正统文化”，成功者寥寥。
研究中国大众文化的学者也同样认为大众文化的含义甚宽，正如《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一书所提示的：“大众文化是由非常广泛的现象所组成， 从住房到民间宗教， 从水利技术到皮影戏”（注：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x.）。姜士彬更是警告，虽然“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概念不可不有，然在使用时若未意识到它们所呈现的复杂社会内涵，那么只会使问题更加含混不清。因此他试图指出，创造和接受文化的人很难简单地按“精英”和“大众”来划分，而应该根据由不同教育背景形成的复杂层次来界定。他提出晚期中华帝国阶层的划分基于三点重要的区别；教育、法权和经济地位。中国的社会分层便按照从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特权、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到目不识丁、处于依附地位的普通人依次排列。在其顶端，是受过经典教育（几乎都参加过或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那部分人；在底层是文盲；处于中间者受过一点教育，但程度各有差异。这上、中、下三层又可分别按其法权和经济地位再各分为三个层次，这样中国社会大致被划分为九种不同的文化集团（注：David Johnson,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56.）。这种划分是否恰当尚应进一步探讨，但其研究至少提醒我们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导文化，可称之为“中心文化”。这种中心文化可能被各种文化集团所认可，而无论其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贫富的差别。有的学者竭力强调中国文化的这种同一性，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差异甚巨，然士绅和农民皆处于同一社会文化系统中， 只不过各置一端而已（注： Bonnie S. McDougall, "Writers and Performers: Their Works, and Their Audiences in the Firs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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