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伦理独立于宗教。他们对于耶稣会士们的指责，却产生了出人预料的效果。法国的思想家们本来都倾向于世俗伦理，由此而形成了百科全书派学者们的思想，他们广泛地接受各种知识、信息和资料。由此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由于耶稣会士们的崇拜而遭到歪曲的中国儒学，受到了其对手——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们的揭露，后者却取得了最后胜利。耶稣会士们却最终被认为受到了本质为无神论的儒学的“归化”，所以他们于1742年受到了教皇的惩罚。
17—18世纪时，法国的大哲学家们如同灿烂繁星一般，成了启蒙时代的骄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培尔是法国18世纪的异端哲学家，著名的《历史批评辞典》的编写者、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的著作而获得了有关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知识，特别是熟悉了中国儒学文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培尔是出于反对路易十四的偏执而开始关心中国的，由对基督教的成见而转向无神论。在欧陆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又为他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他对于当时似乎被普遍接受的《圣经》中包括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信仰某一尊神并非是道德的标准，以中国儒家的宽容精神来抨击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狭隘。他认为像中国儒学文士那样的非基督教道德，并不比基督徒们逊色多少，中国儒学的无神论并不是少数哲学家们的特权，而是一种在中国占突出地位的哲学理论。培尔在其《有关彗星的不同思想》中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无神论远不会有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存在，相反却造成了该国的繁荣昌盛。培尔的唯物主义思想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很大。
法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笛卡儿派学者马勒伯朗士受入华耶稣会士中的“异端分子”傅圣泽（JeanFranois Fouequet，1665—1714）的影响，对中国又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虽然在他的《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录》（1708）中，对他杜撰的那名中国儒学哲学家大肆嘲弄，但他的神学思想明显受中国神话的影响。他希望从中国人的思想中觅寻归化中国人的手段。马勒伯朗士极力鼓吹人类的认识均来源于神，而不是出于对事物的直接观感。他深受儒学与程朱理学中理气观的影响，力主将朱熹的“理”比定为基督教的上帝，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其神学观。他反复声称中国的儒家玄学为一种无神论，与斯宾诺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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