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更明显地带有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痕迹。当然，费奈伦更多地则是想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找到改革法国*的模式，故而又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18世纪的法国受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重农学派了。该学派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经济学派，它在法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杜果（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和魁奈（Franois Quesnay,1694—1774）。他们二人均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很大影响，是18世纪法国“中国热”推波助澜的主要学者和*家。魁奈还曾出任法国崇拜中国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的家庭医生。重农派学者越出了当时欧洲人只热衷于研究中国儒家哲学、礼仪、宗教、历史之窠臼，顿生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来改革欧洲经济之奇想。魁奈创建了他自己的*经济学体系。杜果在出任路易十六财政大臣（1774）时，曾以中国为榜样试行过财政、行政和*改革。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儒家文化高度重视农业，历代中国王朝都奉农业为国之根本，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庄园经济为基础。入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农业的著述甚丰。他们还特别提及中国皇帝每年都亲扶犁把耕第一趟地，以祈告天地保丰年。这种记述后来甚至被以绘画形式在欧洲广泛传播，吸引了重农派学者，使他们更加坚信世界第一财源为土地，第一职业为农业，从而在中国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农业国模式。故魁奈曾于1758年上谏路易十五国王，要求他仿效中国皇帝，而于春季亲耕。魁奈的名著《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和杜果《关于改革和财富分配的想法》（1766）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杜果在其书中发表了法国学者们在被入华耶稣会士们遣往法国的高类思（Aloy Ko）和杨德望（Etienne Yang）回国时，交给他们的中国问题调查提纲（其中有近半数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前30条问题是有关中国农业的，其后的15条是有关中国的艺术和工艺的，最后6条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他们于其社会大构思中颇受中国儒家文化之社会结构的吸引。魁奈虽对中国儒家政府的专制性持批评态度，但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政府。他们均向欧洲推荐中国政府的模式。
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7）是当时法国最关心中国的人文学者，他与法国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的通讯足可以证明这一点。弗雷烈尤为注重对于中国历史纪年和帝国起源问题的研究，他从1743年起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的常务秘书。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最伟大的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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