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一意、心甘情愿地来做他的学生。只是到后来,到了他从乃师老子那里学到了本领、离开了周并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后,到了他由自然哲人彻底转变为政治哲人,转变为成熟的苏格拉底以后,他的弟子从此才不断多了起来,以至于到了太史公之所谓“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这种盛大的办学规模。对此,司马迁的一句“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所暗示给我们的,其实正是这个,正是这个孔子的“苏格拉底式”的转变,由自然哲人向政治哲人的转变。而所谓哲人/自然哲人与政治哲人间的最大区别,则恐怕就体现在这里。
孔子是谁?他是历史上的一位诗人、哲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政治哲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骗子”,一个“假话真说”而非“实话实说”的十足的“骗子”——孔子有曰曰天下难曰之事,仲尼在骗骗世间可骗之人;曰曰曰曰外曰一曰再曰,骗骗骗骗中骗当骗则骗。然而另一位诗人、哲人、政治哲人和大骗子尼采在一旁却说,哲人们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因此如果“其他类型的人”尚未发现自己被骗,孔子达到了目的;已经发现自己被骗,显然孔子也达到了目的。但假如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被骗,或者说,《论语》中的孔子确实没有在骗自己的话,那么恐怕孔子更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这大概也正是其中“子曰”/“孔子曰”的根本用意之所在。不管怎么说,《论语》之作,并非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蓄意勾结起来、有意地要去骗人,圣贤们在心理上不可能会有那么阴暗,不可能会有这种文人雅兴;当然,也不可能会有这种闲情逸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7]——要知道,其实大家平时都很忙,而圣贤们也是一样。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行有余力”、衣食无忧,只有那些不愁吃、不愁穿的人,才可以去学习文化知识。对此,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说过,“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独文化是闲出来的”——可谓深得孔子这句话的真谛;当然,也可能是他本人的切身体会。也就是说,《论语》中的“子曰”或者“孔子曰”,到底是不是在欺骗,其实就在于有意与无意、有心与无心之间——它们可以说是既有意而又无意的,其关键就在于:阅读者们是不是真的有心了。因此阅读《论语》贵在:“你有意来,我有心”:说者有意,听者有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然,也可能会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但这只是其中的例外。若真是这样,岂不是也太意外了。而且即使这样的话,也并不是便没有办法了——不是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么?对此,大家不妨可以一试。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8]。也就是说,虽然“好学”是重要的,但比“好学”更重要的却是所谓“笃信”二字。若不能做到“笃信”,则“好学”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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