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地区学人对第二、三代当代新儒家的兴趣日隆，有关唐、牟、徐，有关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以下我主要介绍郑家栋、颜炳罡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郑著除前述《本体与方法》外，另有《当代新儒学论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 5年12月版)，颜著为《整合与重铸棗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 5年2月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家栋认为，牟宗三依据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本心、性体、良知概念，诠释和改造康德的自由意志，把康德作为“理念”、“设备”的自由意志本体化、实体化，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绝对的、贯通道德界与存有界、决定一切亦创造一切的形上实体，由此跨越了康德所严格遵守的自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的界限，取代和消解了康哲学中的物自身和上帝观念，把康德成就的“道德的神学”改造为儒家形态的“道德的形上学”。

山东大学教授颜炳罡认为，牟宗三由早期的逻辑学走向哲学认识论，再走向文化意识的阐扬，进而重建道德的形上学，最终归于圆教与圆善。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是以中观西，以西观中，交参互入，圆融会通的结果。而“德行优先于知识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可有智的直觉”是其完备的道德的形上学的三大根据。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学把中国传统哲学推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牟氏道德的形上学进一步向上翻即逼出圆教与圆善的观念。圆教源于佛教天台宗，圆善源于康德。圆满的善就是德与福之间实现恰当的匹配。牟氏认为圆善的实现不能像康德那样以上帝作保障，而儒家的自由无限心本身就是德福一致之机。真正的圆教在儒家。作者认为，牟先生从境界形上学的角度解决了圆善问题。

郑家栋认为，就方法而言，在梁、熊、牟等人那里，儒家哲学的重建已经经历了一个由具体(直觉、体认)到抽象(知性分析)，再到理性的具体("即存在即活动”的辩证思考)的过程。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引进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分析方法来诠释中国哲学。就主导倾向而言，西方的学理是理智的、分析的，中国的精神则是实践的、体证的，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张力。如何使这两方面完满地统一起来?实践型的中国哲学能否真正实现“分析的”重建?在这些方面，当代新儒家的努力和尝试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郑家栋又认为，伴随著由传统书院向现代学院的转化和学理化、知识化的过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亦表现行日益突出：儒学正在远离实际生活过程，丧失其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单纯地成为一种专业研究的对象，成为一种知识系统和专家之业。儒学之作为身心性命之学的真正危机，不是来自外在攻击，而是来自在专业大潮冲击下“知”与“行”的内在分离。如何重建儒学与实际的生活世界的联系，或许是更为重要、更为艰难的课题。

关于所谓“后‘现代新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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