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只能是“出世”的。儒教是个“入世”的宗教。儒学认为，“修齐治平”是禀承上帝的意志。孔子发挥了传统宗教中以德、才事奉上帝的思想，奠定了儒学重人事的基本特性。朱熹和宋儒总结了“天道从人”和人事即天意的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之性”是天“与”的，君与师是天“命”的，治和教是天“使”的。“五四”以降，人们说儒教只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一切人为的宗教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的，没有教化之外的宗教。作者强调，儒者以禀承上帝意志、行其政教为目的。出仕是儒者行其政教的几乎唯一的方式，也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儒者学做圣人，虔敬修养，反省自己，百倍谨慎，时刻觉得上帝就在我身旁监视着我。儒者对上帝的虔诚，比之任何宗教徒都决不逊色半分。儒教还逐步完善了祀先圣先师的制度，立祠立庙祭祀。从京城到各州府县都有孔庙(先圣先师庙)，每年春秋、每月朔望都由政府官员率行祭礼。儒者死后以入孔庙陪同孔子享受祭祀为最高荣誉。这与基督徒将圣徒葬入教堂，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代以后，在孔庙之外，儒者还私建“先贤祠”，其数量上一度不少于佛教的罗汉堂。儒者生前时刻怀抱着对上帝的敬畏；死后，其代表人物被作为神灵加以祭祀。由此不难想见儒学即是宗教，儒者即是儒教的教徒。
海外学者关于儒学的终极性、超越性的发掘，大大影响了大陆学人。如牟宗三、唐君毅等“内在超越”、“道德的宗教”之说，钱穆的“人文的宗教”之说等。傅伟勋重视儒者的终极承担，即面对死亡的态度。刘述先借用蒂利希(Paul Tillich)宽泛地以“终极关怀”定义宗教的方式，肯定儒学具有终极信念、终极托附，因而是这种意义上的宗教。杜维明认为儒家既是哲学又是宗教，但既不是理智思辩、逻辑解析的哲学，又不是只讲灵魂信仰、绝对皈依、感情超升的宗教。它的体验是要在人性的智慧观照下成就人伦社会的圣贤大业。他把儒学的宗教性界定为孟子所说的“尽心椫詶知天”的过程即一种终极的自我转化，这种转化可以视为作为一种群体行动以及作为对于超越的忠诚的对话式的回应。成中英于1996年 6月在北京曾与姜广辉、李申、王恩宇、卢钟锋等对谈儒学与宗教性问题(详见《现代传播》 1996年第6期)，他不同意儒学是宗教。
笔者曾在《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和《论钱穆的儒学思想》(《学人》第8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两文中指出：儒家人文主义不排斥宗教，亦不等于宗教，但具有宗教性。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命、天道、天性的虔敬至诚之中，要求尽已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在社会实践中成就道德人格。“天、天命、天道”是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原，是生命意义的价值源头，是儒者在精神上超越俗世和死亡的根据。儒者在世间关怀中蕴含有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因此能“以天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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